获得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卫星,小新蒲京赌场官方网站 中 大 ) 文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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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只万年历?记得抚摸未来的感觉?当然,现在都不流行说“未来”了,而说“远方”,时间概念转换成空间概念了,仿佛“未来”已经死亡。

  再看看斯密的中学教育。

这篇文章其实是写给初入法学院大门的所有学生的一封信。信的名字为《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虽然隔着书本,但是能看的出来在信的背后,这位来信人一定是付出了百分之百的精力来对待这件事的,对于给十八岁的少年写信是如此,对于学习和研究法学更是如此。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获得者、法学院本科生王小何说,申卫星老师在课堂之外,常常会提供扩展阅读材料,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能力。正是在3年前的一节民法课上,任课教师申卫星将一份几天前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学术会议的材料发给了上课的同学,材料中“表见代理”这个法律概念引发了他的兴趣。在申卫星的指导下,进过反复调研取证,王小何和他的团队斩获第十三届“挑战杯”特等奖,这是法学组唯一的一项特等奖,也是清华大学文科学生在“挑战杯”竞赛中首次获得特等奖殊荣。“文科院系的同学进行课外学术研究的志趣很高,关键在于指导教师能否将学生‘带进门’。”王小何对引导自己向学术研究迈出第一步的恩师心怀感激。

白:您1947年翻译完这本书后,还在费青教授出任“沈崇事件”原告辩护律师的行动影响和东吴法学院曹杰教授“以法律理论声援维护人民权利”的鼓励下,摘译了德国法学家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投稿上海大公报《法律周刊》。同年,从上海“内山书店”(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办,内山是鲁迅的朋友)购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与法律》(日本法学家平野义太郎编译,马恩经典著作中关于法律的文摘,日文版,昭和8年大
炯书店出版),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法学。1951年,您还翻译了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编著的《苏维埃国家法》一书
中关于马列主义国家与法律理论部分。这些学术活动都与法理学直接相关,这也解释了学界一直称道的您的学识、境界的来源。

亲爱的卡尔,我们还是回到启蒙问题吧。启蒙当然不仅仅是读斯密、洛克和卡多佐中学和大学读的书。你的“启蒙”是两项:一是不可坐井观天,要有世界眼光,阅读西方经典是必要的路径;二是超越教条的束缚,理解中国问题的本质,要有远见卓识,站在扎实的学识上看清历史方向,把握时代精神。没有启蒙,你必将成长为一种怪胎,像带鱼那样的怪物,细目尖嘴,脑门小,善摇尾。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财新传媒法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前几日,我看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的一篇文章,这让我受益匪浅,对于学习、认知、思维、读书、写作、演讲、启蒙教育、未来、理想等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和认识。

当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关于博登海默译本的小故事

先看看洛克的中学教育。洛克最早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是现代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先驱。罗格写的《洛克传》第12页描述了洛克的中学时的学习图景:早晨5点起床,净身沐浴,祷告;6点至8点,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用拉丁文写命题作文,读西塞罗、列维、荷马、色诺芬尼的著作,并高声朗诵。下午,互译练习,将韵文译成散文,将散文译成韵文,或将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将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放学后,老师再给一个命题,第二天完成拉丁作文,命题如:爱征服一切之类的题目。虽然洛克后来在《教育漫话》一书中说他不喜欢命题作文,但是,他在中学得到了扎实的古典教育和写作训练,是其成为大师的基础。

  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我能想象,在那个夜幕降临的晚上,王教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期望写下了这封给所有小卡尔的信的。他希望通过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告诉他的这些小卡尔:我犯过的错希望你能避免,我很晚才接触到的经典书籍你能早点阅读,我希望你能做一个真正的潜龙而非浮帆,我希望你能有广阔的视野而非只是一个井底之蛙。这就是他对年轻一辈人的真切期盼。

  申卫星先后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美国天普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访问。丰富的国外进修经历,也使申卫星在研究方法和领域上得以开拓创新。申卫星运用民法学知识开展了对卫生法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首次在法学院校中为法律硕士学生开设了《中国卫生法专题研究》,并与美国Scott
Burris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卫生法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引起较好反响。

购书几经周折

思辨的天空

  当然,如果你的英语足够好,也可以读迪亚斯(R.W.M.Dias)的《法理学》(Jurisprudence),没有中译本。迪亚斯的祖父和父亲都在英国殖民地锡兰(斯里兰卡)做法官,他耳濡目染。二战时,他从锡兰来到剑桥大学,接受法学训练,终生从事法学研究。这本书凝聚他一生对法学的思考,简明凝练,在英国是一本影响很大的标准法理学教科书,也是我的最爱。我担心你的英语不够好,也可暂时放一放。

这里,作者拿了很多著名法学家的例子来说明。英国著名的法学家洛克,他在自己的中学教育中就已经开始脱胎换骨了。中学时代的洛克,每天早晨5点起床,净身沐浴,然后祷告;6点至8点,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用拉丁文写命题作文,读西塞罗、列维、荷马、色诺芬尼的作品。下午就进行互译练习,将韵文议成散文,将散文议成韵文,或者将拉丁文议成希腊文,将希腊文议成拉丁文。正是这些在中学时代的古典训练和写作训练,才是他后来变成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申卫星

潘:这与我的求学和治学经历有关。我于1940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时,大一上学期学了时任系主任费青教授讲授的哲学概论,他把我们引入了法哲学的殿堂。费青教授1934年就翻译过美国哲学家霍金的《法律哲学现状》。在有英美法传统的东吴法学院,像费青教授这样的兼有大陆法知识背景的教授并不多,自然深受学生的
喜爱。我也由此喜欢上了法哲学这门课程。到了大四下学期,刘世芳教授为我们开了法理学课程。刘世芳教授也是兼有大陆法知识背景的教授。

我先给你介绍我总结出来几种常用的学习方法:一是程序学习法: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问程序,不问结果,以避免学习过程中对效果的胡思乱想。在笔记本上,列出读某本书的详细程序,可读多遍,按不同的程序,但严格按程序进行,程序毕,学习即止。二是浸泡式学习法:连续一两天看一本书或做一种训练,事先拟定好大致的学习或训练程序,例如连续两天做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本质》的小册子的中英文交互翻译训练。你读武侠小说也知道,武林高手练一个特异的功,总要在山洞里修七七四十九天,或九九八十一天。你采浸泡式学习法,也不过是一两天,或两三天。三是体操式学习法:仿佛做了一套体操动作,例如将一个上午分为五个时段,第一个30分钟,读一篇《古文观止》的文章,并摘记;第二个30分钟,读当天的美国《金融时报》,并摘记。你知道吗?这是我每年花很多银子订阅的;第三个30分钟,中英文互译丹宁《法律的训诫》中的片段文字;第4个30分钟,精读当日微信中的最有价值的文章,并摘记。剩余时间读法学经典,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片段,并摘记。

  语言幼稚贫乏的确是一种精神病症。这里,我向你推荐意大利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1707年10月18日的开学典礼演讲,主题很长:“对人类的堕落本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把握各门高贵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

因为卡尔是教授的初恋,尽管后来,他又爱上了很多人,但卡尔在他心中的地位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仍旧喜欢卡尔,所以,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姑且这样称呼读者了。

  严格意义上讲,申卫星并非法学科班出身。最初进入吉林大学,申卫星选择的是数学力学专业。他对法学并无好感,认为学法律的人,只会耍嘴皮子,法庭之上逞口舌之能,背法条也只是机械化重复,无法体现思考的深度。

博登海默是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耳熟
能详的德裔美国法学家,其代表作《法理学》于1940年由美国麦格罗·晓尔图书公司出版。该书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幅修改的修订版《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197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华夏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邓正来、
姬敬武翻译的中译本《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译自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版,1981年再版)。目前国内中译本除上述邓正来、姬敬武的译本外,张智仁的译本(书名译为《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译自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再版的1974年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邓正来的译本(书名译为《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译自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再版的1974年版,1999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邓正来、姬敬武1987年的中译本有作者致中文版前言、1974年修订版序言和1962年版序言,邓正来1999年的译本除上述内容外增加了“附录”,收录了博登海默的一篇新作“美国法律哲学的新走向”。笔者除在潘汉典先生家中看到过博登海默1940年版的《法理学》外,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均未发现1940年版的《法理学》。

但是,你以后的路就不同了,学者之间的竞争残酷,如同古罗马的角斗场,不早早练就硬功夫与真学问,你将是第一批倒下的庸才。其实,多数学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学术战场上的炮灰,这是宿命。但不应是你,你应当成为一流的学者。

  你知道吗?我读了《洛克传》《亚当·斯密传》《卡多佐传》后,真希望像他们那样度过中学时光。

文/六渡

  从这个角度出发,申卫星关注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将研究重心投放在保障房和医疗方面。他全程参与“住房保障法”起草,目前已形成《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受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他正在为深圳起草《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这是一个地方版的医疗法,申卫星希望通过在深圳“试水”,推动将来在国家出台“医疗法”。

受访者:潘汉典 先生

责任编辑:贺舒宇,实习编辑:姬佩珩

  深夜失眠时,我常常追忆既往,为荒度的时光而后悔,为愚蠢的见识而惭愧,为失落的理想而心碎。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需要在少年时对未来有些遐想,你可以思考未来你的各种可能性。有一个哲学老头,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向死而生,”其实,我们真的不应该这样,而要活得像诗一般的存在。我们可以对未来有无限的遐想。有思考有遐想,你的人生才会是积极正向的,否则你不过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生活,真的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今天申卫星在法学领域,尤其是在他的主攻方向民法学方面颇有建树,出版《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物权法原理》等专著和教材16部,发表法学学术论文60篇,其中有2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面对自己取得的这些成就,申卫星谦虚地说:“我还有很多问题没研究,学术是无穷的宝藏,值得我们去好好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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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你的英语足够好,也可以读迪亚斯的《法理学》,没有中译本。迪亚斯的祖父和父亲都在英国殖民地锡兰做法官,他耳濡目染。二战时,他从锡兰来到剑桥大学,接受法学训练,终生从事法学研究。这本书凝聚他一生对法学的思考,简明凝练,在英国是一本影响很大的标准法理学教科书,也是我的最爱。我担心你的英语不够好,也可暂时放一放。

  高中时,我开始读传记,在传记中,看到了人生的生动历程。第一本传记是《黑格尔小传》,因为政治老师说:他是辩证法之父,是马克思的前辈。

老教授是一位非常喜欢阅读人物传记的一个人。因为人物专辑可以让你在人生遇到困境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帮你解决问题,你的大部分问题,那些名人也都经历过,你现在不需要绞尽脑汁地去想,而可以直接从这些名人身上找答案。

服务社会:践行学者的责任使命

时间:2013年10月、11月

收到此信,你一定很惊讶。我先说说此信的缘由吧。我的朋友桑磊君嘱我写一篇《法学第一课》,给秋天即将进入法学殿堂的新生,我很犹豫。恍恍乎,我在讲台上已絮叨近二十年了,好为人师的话说了一箩筐,仅“致新生”之类的文章也有若干篇,实在不愿再作一篇味如嚼蜡的入学指南。

  我很震惊于她的故事,一方面动摇了我对法大本科课堂教学的持久信心,当然,法大现在的本科教学因为教师之间的竞争态势的存在和大批优秀的年轻教师的加入,而生机盎然;另一方面,我第一次意识到课堂教学竟然可以彻底毁掉学生的对法学前程的憧憬和热情。

作者说:“我喜欢传记中的故事和细节,它们像浓浓的血浆一样,输入我的血管中,在精神世界中,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无形的参照系,影响了我的日常思维甚至人生决策。有他们的陪伴,我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中。”

  教育的目的不在灌输知识,而是教给学生能力,是申卫星一个重要教育理念。申卫星特别担心学生把老师讲过的以最大限度完美呈现出来,背下来,考试再答上去,学分过了就毕业。如此以往,学生便缺乏独立思考和探索未知的能力,不会发现问题、组织自己的材料形成观点。他要求学生能够批判性思考,敢于对传统观点和学术权威提出质疑。因此,在教育学生上,申卫星特别重视启发性教学。

白:您阅读的外国法学名著很多,为什么对博登海默的这本法理学不仅阅读,而且要动手翻译?当时是否想过要出版?

心狠手辣的深度学习

  我要让你学习科克的,是他的严格的作息时间和稳定的生活节奏。

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句:“你千万不能成为法学院的猪,一定要成为一只狼,自己捕食猎物,图书馆就是你的地盘。你还要发现具有狼的气质的同学,与他们结下友谊,寻找不把你们当猪饲养的老师。”

  在这个案子中,申卫星也着实感到了理论与实际的差距,现实中维护一个人的权益并不容易。比如,代理杨绛先生起诉没有问题,但维护钱钟书先生的权利却缺少依据。即使众人皆知他们是夫妻,但由于缺少最有力的证据——结婚证,所以在举证上可谓费尽了心力。法律的“形式主义”似乎印证了柏拉图的名言:最好的治理是哲学王之治,法治乃是次好之治。果真法治在现代社会要流于积弊吗?申卫星给出了否定答案:“法治确实有一定的代价,某种意义上是牺牲了个案。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情社会完全被破坏,法律不仅是某个条文的解释,更是体系解释,需要多维度考量。”

潘:对。刘世芳教授当时是上海的大牌律师,非常有名。他的夫人是德国人。他讲法理学,用的是美国法学家霍尔(Jerome
Hall)的《法理学阅读文献》(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一书作教材。上课全用英文,第二节课会向学生提问,因而这门课学生压力很大。霍尔的教材资料很丰富,法理学各学派都有介绍,百家争鸣,名家的思想资料很全。课堂上虽没有讲完全书,但对法理学各派的思想观点和脉络都熟悉了。对霍尔著作的精读为以后的法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里,我就不展示我的中学学习科目了。小时候,我读课本上的一篇名著,其中有一句特别霸气的讽刺语:“言必称希腊”。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我就将古希腊与教条主义挂钩了。当我真正明白,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源头时,我的少年风华已经逝去。

  我十八岁时,漂亮的大学英文老师要求每人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刚读完卡尔·马克思传,于是,就自称为“卡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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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多年,申卫星回忆起这段经历,仿佛又回到了29岁,他兴奋,激昂,甚至现场“秀”起了德语,掩饰不住当时霍然打开了学术的一扇天窗的喜悦之情。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大量一手材料的搜集,回国后申卫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期待权理论研究》,到目前为止,这是国内研究期待权最详尽系统的著作。

白:您的手稿记录了这本书翻译完成的大致时间———1947年1月。您花费了近一年半时间,翻译一本当时并不出名的著作,您觉得意义何在?

新禅语

  课堂教学的平庸,是大学的普遍现象,课堂成为法学新生心灵的屠宰场。大学重科研,不重教学,十年后,会付出惨重的教训。但你不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做牺牲品。

在法学院的学习,你需要习惯一点,自学。习惯阅读经典原著,习惯深度学习,习惯专注学习,习惯高强度学习,这些都是每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优秀法律人的必经之途。其实,你要问作者,法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练功。

——记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获得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卫星

地点: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社科院宿舍潘先生寓所

许多法科学生不读哲学,不读历史,不读文学,所学仅限于法学一隅,触及不到法学的灵魂,最后成长为一张麻将牌——“三条”:知识仅是法条,思维就像线条,意志软如面条。没有基本的人文修养,对正义和公平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让眼花缭乱的法律技巧为自己内心的麻木甚至邪恶辩护。

  这里,我再谈谈科克。他是英国法律史上的伟人,国王詹姆斯一世也承认他是法律之父、人民的圣贤。如果不是科克,英国的普通法就可能就被罗马法替代了,因为当时的亨利八世国王和他的女儿“冷血玛丽”都主张实行罗马法。

这句话,说得特别形象。在大学,出现老师一言堂的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老师是优秀的老师,这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看他是否具有教学的技艺,能在短短四十五分钟内引导学生进入一个崭新的学术殿堂;第二,概念为王,逻辑为王,看他是否能给出清晰的概念和逻辑体系。真正的大学,不在于大楼,也不在于大师,而在于是谁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你的心灵。

编辑:襄桦 学生编辑:小 西

白:潘老师好,博登海默1940年出版其代表作《法理学》时,在美国学术界尚默默无闻,您能在当年就发现此书的价值,真令晚辈惊诧。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识得此书的价值的?

亲爱的卡尔,我是用这样三个词来理解求学之路的:悟性、功夫和境界。如果你没有因为早恋而弄坏了脑袋的话,你的悟性不会差,所以,对于你,功夫是要中之要。在法学家的传记中,我发现这些大师,入学时都是如你一样的毛头小子,但内心却是“心狠手辣”的主,当然,我说的“心狠手辣”是指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你别误解!你自己好好摸索吧!

                            2017年7月19日

整封信里,我看到的是这位老学者、老教授对于法学后辈的无限期望和谆谆教诲。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通过想象如果自己重回十八岁,他会如何度过大学生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读起这封信来才会觉得非常亲切,没有距离感。

  法律者何?是谓匹夫匹妇打理日子之天下公器;法家者何?是谓对世间常识常理的规则化,藉公器有效打理世事,安顿人类心灵世界矣。

据有关资料介绍(笔者按,指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世芳教授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又在欧洲学习了三年,先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后入格勒诺布尔。1927年回到上海,其后的二十年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并加入东吴法学院。虽然受到过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两方面的教育,他的专业领域还是德国民法,也偶尔讲授债权法、罗马法和法律哲学。

没有广阔的学术视野的法律人是可耻的。亲爱的卡尔,我有责任引导你。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在浩瀚而繁杂的知识和信息的世界里,指出一条路来。书单就是指路的基本方式,我们拥有相同的基因,我用十几年时间淘练出来的书单,就是你最合适的书单。

  我甚至在成为教授后,对于民法的发源地古罗马的历史,所知仍然是片言只语。后来的系统认知是在旅游途中,竟然是读了盐野七生的通俗作品,才得以恶补。而斯密、洛克和卡多佐中学所受的古典教育,于我更如遥远的彼岸。这是我内心的羞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源头,是法律人和学者的基本素养。如果在欧洲法学院任教,我早就被赶下了讲台。好在,祖国的法学讲台虚怀若谷,只要立场正确,我还是可以苟延残喘到退休的。

老教授告诉我们,他研究法学的方法其实是来自思辨哲学。他告诫我们,年轻一代的法学学生们,一定要去看看哲学。作者对于哲学的启蒙书籍其实是来自高中时代读过的一本人物传记《黑格尔小传》,认识了“辩证法之父”、“马克思的前辈”黑格尔之后,他就被书中那些哲学思辨的词儿吸引了。

教学育人:一代代推动法治进步

潘:正是东吴法学院的求学经历,使我对法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东吴法学院有很多国外法理学著作,比如庞德的法理学,柯勒、凯尔森和施塔姆勒的著作等,上学期间都曾阅读过。毕业后虽然离开了学校,但读书治学的活动并未中断。治学过程中,法理学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你还必须精读一本法理书,我推荐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这本书熏陶了几代法学学子,因为全面系统、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是入门的极好教材。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或者: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

什么叫练功?每天阅读法学经典著作,这是练功;每天背诵一段法学经典,这是练功;每天读经典判例,这是练功;每天提笔写几页读书心得或评论,这是练功;每天做一页法学经典著作的中英文互译,这是练功;每天听一段法庭英语辩论,并且听写,这是练功。练功就是法律人的信仰,而法学大师,就是这么炼出来的!

  清晨薄雾笼罩下的明理楼,安静,肃穆。在二楼法学院会议室,我们见到了不久前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的申卫星教授。对于我们有赞美之意的开场白,申卫星摆手笑言:“不要抬高我,我只是清华大学一名普通的教师。”相对于荣誉的淡然,令申卫星兴奋的是,由他代理的钱钟书、杨绛夫妇私人信札拍卖案二审胜诉,“利用法律维护人的权利,促进社会的发展完善,这才是法学家孜孜以求、梦寐向往的终极目标。”申卫星如是说。

白:您上次谈到了购书的曲折。现在从您的手稿每一页页眉印有供填充的日期记录里,可以看到您从1945年8月7日开始翻译这本书,以后每天或隔几天就翻译几页,其中8月11日和12日两天翻
译了9页,约5000字,而这两天正好是周六和周日。可以想象,您当时的业余生活几乎都投入这本书的翻译中。您能否对东吴求学时学
到的霍尔的法理学与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作一比较?

每天提笔写几页读书心得或评论,这是练功。

  我喜欢传记中的故事和细节,像浓浓的血浆一样,输入我的血管中,在精神世界中,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无形的参照系,影响了我的日常思维甚至人生决策。有他们的陪伴,我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中。

这本书中收集了很多作者的来信,但是这封信在我看来最特别。首先,它的篇幅最长,足足占了11页,22面,从此可见这位老教授的认真态度,以及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分享出来的决心;其次,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最全面,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可能在未来学习生活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和要学习的东西都囊括其中了;再次,它的内容非常人性化,并且很有温度,其中作者举出了大量国外历史上优秀的法学家如何学习做研究的例子,读完之后很受启发,也会让你产生一种马上就去那么做的愿望和决心;最后,这位老教授所说的每一方面内容都是可操作的,我们读完这封信之后,可以马上行动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优秀法律人的殿堂。

  在申卫星看来,科技发展带来诸多新的法律问题,比如人工生殖,基因检测,器官捐献,伦理、隐私问题等,这些都为法学发展带来挑战。过去法学研究以学科来分,未来法学的发展应该突破二级学科固化的局面,由学科主导转向为以社会问题主导,比如环境问题,公法和私法都可以来研究。法学研究要跨越专业壁垒,服务于社会发展,不再是束之于高阁的、抽象的理论,而要彰显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品质。

识书事出有因

2017年7月19日

  1885年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是:英语、拉丁语、希腊文与拉丁文诗体、英文写作、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西洋古代史、代数、几何。此外,还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高卢战记》五卷本、维吉尔的《牧歌》全文和史诗《埃涅阿斯记》前六卷、西塞罗六篇演讲辞、色诺芬《远征记》四卷本、荷马《伊利亚特》三卷本。

教授称法学少年为“卡尔”,这是因为作者在十八岁的时候,她的英语老师要求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而那会儿,作者刚读完《卡尔·马克思传》,所以,作者就以“卡尔”自称了。

  “参与立法的过程,能够实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感”,申卫星严肃的说,“作为法学研究者,一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这不单单是写几篇文章,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奉献于立法;通过立法,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

潘:当时只是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好书就是一位好教师,读好书就是与好教师对话。既然是好书,就应该认真阅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掌握和消化其中的内容。

文章来源:桑磊在线公众号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W版社2011年版

作者说,他很为有些学生感到惋惜,在正该发奋图强的时候,很多入学新生手里捧着的是《大学生守则》,他们会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摘抄,那股专注认真的劲儿真的很让人感动,但如果他们知道把手里的书换成《亚当·斯密传》或者《卡多佐传》的话,未来,他们肯定会比自己本来的样子更优秀。

走出国门:打开学术的一扇天窗

潘:霍尔的法理学偏于资料,对法理学各派的名家都有介绍,而且资料丰富。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不仅有各派名家的资料,而且提取精华,并有自己的评论和研究心得。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全貌探索,展示了西方法理学的各类珍宝,是法理学研究的基础和范例。通过博登海默的著述,我个人对法理学各派的脉络和源流以及相互关系等认识更清晰了。

“英语潜龙”是对英语经典著作透彻理解的人,他不仅阅读无碍,而且,可以写作相当优雅而学养充沛的英文。这一步是极难的,不过,洛克、斯密和曼斯菲尔德的传记已经指明了方法,那就是双语互译。亲爱的卡尔,你可以选择一些英文经典著作,如丹宁的著作或卡多佐的判词,最好附有上等的中译本,然后,每天坚持一页或半页的中英文互译。若能背诵,则更佳,遗忘也不可怕。你必将成为英语潜龙。那些仅仅抱着托福和雅思高分而沾沾自喜的人,则永远只是浮帆,而不是潜龙。

  我读道格拉斯的自传时,我发现,道格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时,也一度不专注,他求助于中国哲学和佛教中的冥想,以清空杂念,回归专注。

从1986年到1996年,作者从黑格尔阅读到了霍菲尔德,时间跨越了十年。从那以后,作者对概念的分析和对本质的直观,都变得越来越容易。作者说,对大学生来说,大学一年级,就是启蒙的阶段。可能在中学时代,你总是在应试教育中苦苦挣扎而无法自拔,但是到了大学,你最需要的就是来一场思想启蒙,让自己脱胎换骨。

图为申卫星近照。

采访者:潘先生弟子 白晟

可以说,那时我的英文的突飞猛进与纽约的英语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方法得当,把我扔在中国农村也一样突飞猛进。当然,美国的环境主要是给我压力,每天的心情,随著英文听力的好坏而变化。日常生活中,一两句关键的话没有听懂,会忧郁半天。

  节奏就是效率,要形成自己的节奏,心无旁骛,心无焦虑,按部就班,就像佛教中的禅的境界一样。

同洛克一样的人还有斯密、卡多佐等人。他们最后能在法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在学习早期的训练,使他们有了法学研究的扎实功底。所以,我们不仅要读这样名家的经典著作,还要放眼世界,读各种西方经典,你的视野不仅仅是局限法律,还要关注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知识。这是法律人修炼很重要的一方面。

  去年,某公司要拍卖钱锺书、杨绛以及钱瑗私人书信、手稿一事闹的沸沸扬扬。申卫星参与代理了杨绛先生维权案。案件审理过程极其艰辛,一审法院3次开庭,最终,法院肯定了杨绛先生的合法诉求,判决原告胜诉。面对杨绛先生的遭遇,即当合法隐私遭遇侵犯,出于法学家的责任和使命,申卫星为其维权,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来维护中国的法治”。

译书隔空对话

你要成为一个法学家

  庞德在22岁时,阅读量和阅读面就相当的惊人,几乎读了拉丁文、德文和英文的值得一读的著作,传记的原文是这样记述的:
“a twenty-two-year-old man who had read everything –everything worth
reading –in Latin and German as well as English”。

实习记者 王 蕾

白:您提到的霍尔,他的教材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应该是美国最新教材,说明东吴法学院与美国法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保持了同步。

老卡尔

  写作的道路在哪里呢?

  虽然对学术圣殿无限向往,但申卫星坦言,面对突然敞开的“外面的世界”,更多的是“迷茫与恐惧”。外国人对中国是否友好,学习资料是否能共享,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这位第一次出国的青年。但结果是,他深深地被震撼了,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文明同样灿烂而开放,更重要的是——“科隆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那么多书,所有的书都是我想要的,我经常一天去拿好多书,有的书是用梯子爬上去拿下来看。我真想把所有书的目录抄下来,做一个读书规划,好好去读这些书。”

白:潘老师,您手头的博登海默1940年版《法理学》国内可能仅此一本。我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都未发现。请您谈谈当年的购书情况。

但有些时刻,我想象自己,如果重回十八岁,我将如何度过大学。夜幕已经降临,夏虫正在吟唱,天空中暗云飘动,就像我逝去的年华。看着如水的月光,她也曾经照耀着我的少年。我禁不住提笔,要给你——我十八岁的自己写一封信。

  亲爱的卡尔,我已经和你谈了写作和演讲。你已经看到,写作和演讲都需要阅读经典,需要功夫和训练。但是,现在的大学,只有教材讲解,很少经典阅读,只有考试,很少训练和练功。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功夫,只能依靠你自己。

  申卫星一直非常欣赏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自己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每天的阅读量为100多页。他认为,读书可以把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起来,“书读多了,心里的世界也就大了”。每周申卫星都会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会,围绕西方法律原著和法学经典文献与学生一起讨论。

白:据有关资料介绍(笔者按,指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世芳教授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又在欧洲学习了三年,先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后入格勒诺布尔。1927年回到上海,其后的二十年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并加入东吴法学院。虽然受到过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两方面的教育,他的专业领域还是德国民法,也偶尔讲授债权法、罗马法和法律哲学。

阅读传记就是在心灵中播种。进入大学,我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小逻辑》。我特别喜欢黑格尔讲话的调子,你听他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史课程开讲辞:“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在这股潮流已经打破,日耳曼民族既然已经从最恶劣的情况下,开辟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命的生活的本源——拯救过来了。”我给学生讲课时,从来说不出如此有气魄的话。

  我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一种普遍病症,就是语言幼稚贫乏症,它是启蒙缺乏的直接症状。我真心希望,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在你们身上复苏。

  对于硕士生、博士生而言,申卫星更注重研究能力的养成。天津滨海新区课题调研本来由申卫星负责,为了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学以致用,申卫星自行带着10多位学生前往天津调研。“申老师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学生创造机会,训练我们带着问题意识,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申卫星在读博士生李浩然说。

潘:当时并未有出版的想法。动手翻译是因为这本书确实很精彩,值得精读。动手翻译的过程,自然也是学习的过程。能把全书翻译出来,自然相当于自修并精研了书的内容。

这是我推荐的方法。当然,一些学术大师独特的外语学习方法也值得借鉴,例如钱仲书先生喜欢读词典学英语,谢怀栻先生在学习德语的基本语法后,就开始翻译德国民法典学习德语。学无定法,只要你确实感受到进步的喜悦,就是好方法。现在有许多孩子的雅思和GRE达到很高的分,但并不表明对英文经典著作的阅读水平达到流畅的境界,因为缺少对英文经典著作所蕴含的复杂的概念网络的透彻理解,语言背后是学问,是文化,深不可测。所以,雅思和托福只是英语深潭水面上的两只浮帆,它可以让你浮在英语的水面上,不至于溺亡。但能浮者,并不定是能潜者,浮帆不是潜龙。

  斯密虽然以《国富论》著名,但也是法学家。他的《法理学》同样著名,那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斯密童年时,曾有被吉普赛人拐走的惊险经历。中学时,他就读于苏格兰科卡尔迪语法学校。

  由于对法学充满兴趣,申卫星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对于课堂的讲授他也是竖起耳朵听。更为难得的是,他勤于思索,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敢于大胆质疑。大三时,老师在课上讲到,环境权是一种财产权,这句话引发申卫星的思考,在他看来,环境问题不仅带来财产损失,也带来人的身心损伤。在翻阅了大量材料之后,申卫星靠着教师的指点与自己的思考,将所学融会贯通,完成并公开发表了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环境权初探》,这对还是本科生的申卫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从此,申卫星踏上了法学研究之路。

潘:1944年,我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经老师鄂森推荐进入位于上海租界内的民营中南银行(鄂森任该行法
律顾问)信托部和地产部工作。在银行工作收入比较可观,但由于此
项工作是为了生计而且有违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心愿,我在此工作期间一直用自己的别名———潘宗洵,直到离开银行后才恢复了本名。1949年前上海公共租界有一家外文书店(Kelly
& Walsh Book
Co.),常有国外最新的书籍展览,我经常光顾这家书店浏览并买过一些外文报刊和书籍。1945年的某一天,我去该书店后发现了博登海默的《Jurisprudence》,看书名我就有兴趣。在书店里翻了翻书的内容,马上爱不释手。但这本书当时正在布展台上展览,只有一本,并不出售。如参观者欲购买,可向书店下单订购。离开书店后,我对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难以忘怀。没过多久,我再次前往书店,恳请书店工作人员将书卖给我。工作人员问我为什么非要买这本书,而且如此急迫?我告诉他们自己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法学学士,正在从事外国法和外国法学研究,迫切需要这本书。也许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声誉自身具有的说服力,也许是我购
书的真诚和迫切愿望打动了他们,工作人员破例把这本作为展品的
样书卖给了我。从1945年到现在,已经快七十年了,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它是一份珍贵的记忆。

我先给你讲讲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的故事吧。他有两册自传,一部是《年轻人,向东去》,另一部是《法庭岁月》。我是2003年在纽约的一个旧书店里买到的,道格拉斯的文字很优美,我读了好几个通宵,读完了第一本。道格拉斯父亲早逝,父亲遗留下的一笔钱,投资于一个朋友的产业,却血本无归,家中一贫如洗。道格拉斯在火车上与一群羊睡在一起,颠簸到纽约,到哥伦比亚法学院报到时,口袋里只有二十美元,院长斯通劝他退学。穷困之际,教务处的一位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份兼职工作,给曼哈顿的一家法学函授学校写教材,他得到了预付的二百美元。第一学期,他几乎没有上课,就泡在图书馆里自学,写教材。没有想到,高强度的教材写作使得他扎实地掌握了法学理论。他后来做了律师,但彷徨痛苦,除了办案,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I
did
realsoul-searching。1926年某晚,在雅基马城外的一个火山岩崖边,与朋友彻夜长谈后,他决定回哥伦比亚法学院当讲师。道格拉斯最后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当然,我不是劝你像道格拉斯那样逃课,但是,要意识到自学的重要性。

  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是18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他以自己的学识,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判例,将商法精神引入普通法,重新塑造了普通法。

  近代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被打上“关心民瘼、道谋匡济”的烙印。对申卫星而言,其选择了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民法作为研究领域,不啻为关注、保障民众基本权利的一种强烈诉求。

你一定要读一本世界史,让今后你所读到的法律人物和事件都有准确的时间刻度,如果连时间维度都无法建立起来,你的知识库必将是一团乱麻,而无法清晰地理解。我推荐威尔斯的《世界简史》,建议认真做笔记,并画图表,并准确记忆。这是硬功夫,没有偷懒的办法。你一定要读一本西方文学的入门书,可以立刻激发你的文学感受能力,直接指导你的写作品味和技巧。我推荐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这是我的启蒙书,我精读不下十遍,每次都细细体味。

  你一定要读一本经济学经典。我推荐斯密的《国富论》,既可以学习经济学基础,还可以感受到斯密的思辨和体温,领略他的语调和修辞手法。我和我的学生花一年时间精读完了全两册,斯密占领了我的思绪很久,我三月不知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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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至1873年,霍姆斯化了四年的时间,闭门写作,完成了《肯特美国法评论》的巨著,法学功底大增,成为美国最有学问的法学家,这显然得益于四年的闭门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深度学习。上世纪30年代,丹宁勋爵在编辑“Smith
LeadingCases”一书时,对商法的理解达到相当的深度,极大提升了他的商法的功力。对于大师,法学写作是练功的秘笈;对于法学新生,法学写作也是练功的好方法,因为写作必然伴随深度阅读和体系化的过程。

  我的朋友桑磊君嘱我写一篇《法学第一课》,给秋天即将进入法学殿堂的新生,我很犹豫。

  除了教学,申卫星还要参与法学院院务,分管科研和外事。与国内其他老牌法学院相比,相对年轻的清华法学院,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方面已经蜚声海外。根据2014年QS世界大学法律学科排名,清华大学法学院位列全球法学院第44位,在亚洲地区排名中,清华法学院仅次于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连续4年排名前50名,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进入世界50强的法学院。据此,申卫星认为,法学院建设很重要的一方面即是推动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使清华法学院和国际最顶尖法学院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让师生有机会、有渠道走出国门,也使得清华法学院能够在世界法学研究的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说,清华法学院无疑是大陆法学院中国际化是最高的。”申卫星说。

亲爱的卡尔,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法学院就读?现在,全国有600多所法学院,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如果你感到法学的课堂很无聊,也不必沮丧。

  在荷华德撰写的《曼斯菲尔德勋爵传记》的第25页,有这样一段描写他如何学习古罗马演讲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令我印象深刻:

  申卫星的法学道路从大二转到法律系开始,这条路并非康庄大道,但是一走就是很多年。

我也酷爱演讲和辩论,也曾夺得过全国辩论赛的冠军,我一直以为自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呢。我读了曼斯菲尔德的传记后,我觉得自己几乎就是辩论场上的小丑。那时,我没有精读过一部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更谈不上将西塞罗的著作在两种语言之间互译。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洛克(John
Locke)、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霍姆斯(Wendell
Holmes)、哈特(Herbert L. A. Hart)、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庞德(Roscoe Pound)、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科克(Sir Edward
Coke)、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奥斯丁(John Austin)。

  频频爆出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让申卫星伤透了脑筋,人们研究侵权责任、产品责任头头是道,但遇到具体药害事件、食品事件却不能回答。他开始重新思考民法的意义。民法不是课堂上讲的很美、实践中缺少生机的条文,而是要解决社会矛盾,最终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我喜欢传记中的故事和细节,它们像浓浓的血浆一样,输入我的血管中,在精神世界中,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无形的参照系,影响了我的日常思维甚至人生决策。有他们的陪伴,我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中。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只万年历?记得抚摸未来的感觉?当然,现在都不流行说“未来”了,而说“远方”,时间概念转换成空间概念了,仿佛“未来”已经死亡。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永远是为人师长的本职。对于申卫星来说,尽管拥有民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等多重头衔,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老师,把课教好是第一要务,我很享受教学的过程。”

人物传记是我的指路明灯,我先给你看一下我读的传记书单,这里仅仅是法学家部分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多佐(Benjamin
NathanCardozo)、洛克(John Locke)、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霍姆斯(Wendell Holmes)、哈特(Herbert L. A.
Hart)、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庞德(Roscoe Pound)、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卢埃林(Karl N.Llewellyn)、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科克(Sir Edward Coke)、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奥斯丁(John
Austin)。这些传记的页眉和页边,写着我的心得。这些传记大多是我和我的学生在企鹅读书会上阅读的,从2004年一直至今,持续不断。我也是在读书会的压力下,读了这么多传记。否则,肯定去忙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事了,教授哪有闲暇读别人的传记呢?

  斯密就有他独特的训练写作的方法。

  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大批有信仰的人,前赴后继地来推动,我只是其中一位。

辩论与西塞罗

  当然,奥斯丁后来没有他那做律师的哥哥(Charles
Austin)有钱,他哥哥成为伦敦数一数二的有钱律师了。奥斯丁学识渊博,但没有财务自由。他曾对他的妻子萨拉说:“如果每年政府给我200英镑,我用两年的时间闭门研究,我就能研究透整个犯罪领域,并且起草一部刑法典”。我读他的传记至此,不仅慨然,但丝毫不为他的人生选择惋惜。没有奥斯丁,英国的法学还将在昏暗中摸索很长时间。

选择法学:从“没好感”到“充满兴趣”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

  少年时,我常凝思未来,有奇幻之感。那个哲学老头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向死而生’。”我真不以为然,我以为,至少,人的少年是诗一般的存在,它的哲学本质是“面向未来的遐思”。

  采访最后,我们好奇地询问申卫星,是否后悔当初转系选择法学的决定,申卫星摇摇头:“从来没有过。”他说,曼德拉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入狱27年,而在于面对不可感知的未来,他依然乐观、充满信心的活下去。自己的导师江平老师亦是如此,遭遇了巨大的磨难之后,他仍然选择相信法治。而法治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需要一批有信仰的人来完成,申卫星也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走向讲台,也走向立法,一代接一代,推动中国法治进步。

我要让你学习科克的,是他的严格的作息时间和稳定的生活节奏。科克在泰晤士河边的内殿律师学院学习法律时,他的作息时间十分独特。即使冬天,他也是凌晨3点起床,点燃火光,开始阅读Bracton和Littleton的著作,然后8点坐船到威斯特敏斯特旁听开庭,直到中午12点。下午听课程讲座,或自己阅读,至5点晚餐。晚上9点,他准时睡觉。节奏就是效率,要形成自己的节奏,心无旁骛,心无焦虑,按部就班,就像佛教中的禅的境界一样。小和尚向师父问生命的意义和修炼的方法,师父说:“你吃过饭了吗?那就去洗你的碗吧。”佛教中这段著名的禅语,也是对你说的:“你吃过饭了吗?那就去读你的书吧。”——这是法律人的新禅语。日常就是意义的所在,日常的节奏就是修炼的门径。我对于专注的理解和体悟,希望你在大学时就能提前获得。技术上说,这是一种情绪和时间管理方法,其实,这是一种存在哲学和生命哲学。

  此外,备课和讲课也是一种深度学习。我刚留校时,备课通常到凌晨,发现还有那么多是似而非的问题,于是反复阅读,精思问题。再者,处理案件,在诉讼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压力下,你必须通过深度学习和思考,让某一法律主题下的所有的知识细节丰满起来,来应对迫在眉睫的问题。当然,讲课和诉讼对于你尚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就不赘述了。

  九十年代初期,即便是在吉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出国留学也并非易事。在得知可以自由申报出国留学的第二年,申卫星立刻报名参加了出国留学水平考试,并选择将大陆法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德国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1998年,申卫星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为博士的同时,也取得了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的资格。经过一年的德语学习,在导师江平老师的支持和推荐下,申卫星前往德国科隆大学,师从著名民商法学家诺伯特·霍恩教授(Norbert
Horn)学习。

我在大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过了一次强烈的思想启蒙,终身难忘。我的父亲,应该也是你的父亲,看着从大学回来的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也痛苦,因为我的变化几乎颠覆了他对我曾经的教育。我很思念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感谢她重新塑造了我。我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一种普遍病症,就是语言幼稚贫乏症,它是启蒙缺乏的直接症状。我真心希望,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在你们身上复苏。过去十八年,我观察一届一届法科大学生的成长。虽然个个聪明伶俐,但恐惧于写作,甚至在电脑面前哭泣,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少有人有思想有才华写出光芒四射的文章来。即使研究生,也多是七拼八凑的八股文,有血有肉有思辨的文章非常稀缺。

  心狠手辣的深度学习

  在硕士和博士学习阶段,申卫星分别师从崔建远和江平老师。崔健远老师是“第二届十大青年法学家”,他手把手地教予申卫星法学研究的方法,帮助他打下了坚实的法学基础;江平老师是公认的“中国法学界第一人”,他积极支持申卫星出国学习,并带着他深度参与相关立法实践,这对开拓申卫星的学术视野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认识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学习之初,所学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一个课程,你学完后,一般都停留在抽象层次上,你需要第二次学习,即“深度学习”,使得知识从抽象进入具体,深度分析,深度细化,与相关知识细密地衔接。深度学习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的体验是,除了单纯的深度阅读外,达到深度学习主要有三种方法:写文章、办案件和讲课。

  你独自默诵此信即可,不必示于他人。

  申卫星,山东日照人,1970年4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申卫星具有丰富的国外进修经历,曾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德国科隆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访问学者。学术兴趣集中在民法学领域,出版《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和《物权法原理》等专著和教材16部,发表法学学术论文60篇,其中有2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著有英文和德文论文,多篇论文被翻译日文、韩文和法文。2006年获得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和最佳教案奖、2009年获“首都教育先锋”称号。

每天读经典判例,这是练功。

  我给学生讲课时,从来说不出如此有气魄的话。

  一次偶然的机会,申卫星结识了一位学习国际法的同学,在交谈中,他谈起了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他眼中闪烁的光芒令申卫星意识到,原来法学博大精深,看似机械的条条框框背后有一整套理论体系作为强大的支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申卫星找来大量有关法学的书籍开始阅读,又去法律系旁听,他逐渐被法学的魅力所感染。在数学系学习一年后,成绩排名第一的申卫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转到法律系。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你有语言天赋吗?我很羞愧与你谈我当年的英语学习,因为那是一部血泪史。我强烈地建议你尽快掌握英语的高级阅读能力,词汇量应尽快达到雅思和GRE的标准,这并不是仅仅为了准备英语考试,那是一种十分狭隘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学术事业的基本功,就像经济腾飞需要高速公路一样。你插上语言的翅膀,助你升上学术的高空,俯视世界。特别是在年少时,如果就对一门外语有精湛的把握和理解,这可是童子功,融于身心,而不易荒废。

  你可以从中选一些篇章进行中英文互译,中英文写作必将稳健进步。

  “虽然大家对法治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看法,认为法制建设有诸多不理想之处,但不得不说,现在确实比以前已经进步很多,这就是值得欣慰的。我相信,将来,一定比现在更好。”申卫星坚定地说。

你要学会甄别老师,在课堂上,有的老师有激情,但没有学问,有的老师很幽默,但没有干货,有的老师钻得很深,但视野太窄。一度在课堂上流行一种浮夸风气,老师讲点笑话,再愤世嫉俗一番,总是引得掌声。道格拉斯大法官在自传里,也写到当年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读书时,课堂也流行此风。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今夜窗外月光幽冥,林中的野猫又开始嘶叫,希望不会影响我的睡眠。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大学一年级。

2019年11月13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人文社会科学 随笔 [
导语 ]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写给法学新生的一封书信。他告诫新生,要拥有对未来的遐思、要仰望思辨的天空、要读名人传记、要渡过大一心灵的险滩、要重视启蒙与思想教育、要丰富语言来写作、要热爱演讲与辩论、要成为一名法学家、要有广阔的视野、要好好学习英语、要立志居于上游、要深度学习、要专注与稳定。内容实用、丰富、朴实。为大一新生点亮一盏指路灯。[
内容摘要 ]
人的少年是诗一般的存在,它的哲学本质是“面向未来的遐思”。阅读传记就是在心灵中播种。课程杂乱,大学一开始就向你展现学术被无聊的一面,你找不到心灵上最亲近的导师。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和捕捉到经典作家的想象高度、写作艺术和思维方式。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功夫,只能依靠你自己。[
内容 ]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我希望你读传记。

此外,备课和讲课也是一种深度学习。我刚留校时,备课通常到凌晨,发现还有那么多是似而非的问题,于是反复阅读,精思问题。再者,处理案件,在诉讼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压力下,你必须通过深度学习和思考,让某一法律主题下的所有的知识细节丰满起来,来应对迫在眉睫的问题。当然,讲课和诉讼对于你尚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就不赘述了。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大一的课程集中在古代语言的学习上,主要是拉丁语与希腊语语法、诗体和文体。据说,这是一种古典文化教育,构成了整个19世纪英美上流社会人士教育的核心内容。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

  书目:

最近,我读维光先生的两篇文章《当代中国无大师》和《被扭曲致残的治学及写作能力》,我很震惊的。维光先生的学问未见其深厚,但见识不俗。他代表他那一代老人,但后人都在走一样的弯路。这里,说与你听听。他说:“我们这代人之所以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来,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基本技能不行,也就是阅读能力,以及写作必须要储存记忆的东西之离基本要求相差太远。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两三代人那里,由于学校教育及体制的变化,尤其是政治统帅一切对于人们灵魂及其基本感觉的摧残及癌变,让我们已经无法和前辈相比。推崇西方的人既没有阅读西文原始文献的能力,也没有西文的语言思维感觉,只是靠蹩脚的翻译去捕捉似是而非的议论。而谈中国文化问题也没有阅读经典文献、原始典籍的能力,只能依靠基本教科书。”

  亲爱的卡尔,他说的对,我们这几代人在治学和写作上确实是残疾人。

另一位法学家卡多佐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885年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是:英语、拉丁语、希腊文与拉丁文诗体、英文写作、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西洋古代史、代数、几何。此外,还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高卢战记》五卷本、维吉尔的《牧歌》全文和史诗《埃涅阿斯记》前六卷、西塞罗六篇演讲辞、色诺芬《远征记》四卷本、荷马《伊利亚特》三卷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大一的课程集中在古代语言的学习上,主要是拉丁语与希腊语语法、诗体和文体。据说,这是一种古典文化教育,构成了整个19世纪英美上流社会人士教育的核心内容。

  这些都是法学家的教训,好在两位都是分析法学的大师,著作主要展现的是法律的逻辑,不像斯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那样,展现的是宏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脉络,否则,哈特和奥斯丁的笔是难堪重任的。

亲爱的卡尔,你从高中进入法学院,你一定要习惯自学,习惯阅读经典原著,习惯深度学习,习惯专注学习,习惯高强度的学习,这些都是练功。练功是法律人的信仰。

  没有广阔的学术视野的法律人是可耻的。亲爱的卡尔,我有责任引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