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有些司法案件并不是常规案件

第二,坚持利益平衡原则,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互联网法院举行“宪法e路行”主题公众开放日。一位经常在网络发布视频等作品的参观者说,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擅自使用,现在在网上就能申请立案、提交证据,用电脑就能参加庭审。而且,互联网法院利用区块链技术固定电子证据,维权容易了很多。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俞思瑛称,网上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生态,平台在这中间需要起到综合平衡作用,并不仅仅只是通知删除就能维护好各方的利益。

长期以来,与社会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诉讼程序调整相对缓慢。审判程序严肃、繁琐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但也带来效率低下等问题。互联网法院是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一种尝试。借助网络技术,互联网法院实行起诉、立案、举证、开庭、裁判、执行全流程在线完成,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打官司。借助网上诉讼平台,5分钟就可以完成在线立案;通过在线庭审,案件平均开庭时间为25分钟。互联网技术的运用让诉讼更加便民、法院更加高效。这符合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车俊书记提到,浙江的实践充分证明,法治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和保障,互联网为法治建设插上了翅膀,“互联网+法治”是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浙江将以本次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为契机,虚心学习各地的法治做法,兼收并蓄,融合创新,争当互联网法治排头兵。

“互联网领域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12月5日在浙江乌镇召开,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大法官、司法官员、专家学者等参会。论坛主题为“以法治方式推动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围绕数字经济下的产权保护、网络侵权与平台责任等六个专题展开讨论,致力于促进各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经验交流,探索互联网治理新模式,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杭州12月5日电
题:在线庭审、网络平台责任、人工智能应用——首届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看点透视

2017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通过网上纠纷网上审,互联网法院全面拥抱新技术,积极推动庭审改革,提高司法效率,落实司法为民,为高科技时代司法实践探索经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提高人们的网络知识水平,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国家司法水平。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如萨尔瓦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积累充足的经验。因此,我们需要更新这方面的知识、更多的国际交流。此外,我们还应当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让公众对司法有更多的信任。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迈克尔·莫雷诺·佩雷斯建议应建立标准化程序,并认识到诉讼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必要性,应用在线审理、电子举证、电子卷宗等。

当前,网络侵权行为类型正日益呈现复杂多样的特征。2014年以来,浙江省法院共受理涉平台的侵权案件17327件,审结14271件,年均增长83.4%。

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司法经验。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快,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在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治理方面没有现成经验可依。互联网法院可以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互联网法院对互联网纠纷案件的每一次审判,都能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一定参考。未来,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也可以参考互联网法院的司法实践。互联网法院应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通过判决理由、司法建议、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对数据流动、信息使用、账号管理等互联网新问题提出规范方案,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有效对策。

欧盟的数据保护公约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技术挑战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基本人权。现在人们可以轻易地获取个人数据,我们在互联网上浏览、发布信息,也在上面实施各种交易,现在许多活动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互联网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为此,必须立法保护个人数据。欧盟的立法,包括一般性的立法,意味着欧盟成员国都要制定符合欧盟法要求的国内法。

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战略规划与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吕美葶介绍,新加坡的网上法庭能够做到当事人无须聚到一起,即可通过视频会议和其他电子通信手段来召开听证会,同时建立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使涉及人身伤害案件的当事人能够走向庭外和解。

近年来,上海高院积极探索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案件办理和庭审辅助中,研发“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软件。目前,该系统在民商事、行政案件中,具备证据审查判断、争议焦点归纳等19项功能,完成了20个案由的办案要件指引,覆盖上海一审民商事、行政案件总数57%,录入案件29.8万件,显著提升了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

有助于推动智慧法院建设。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智慧法院的概念,目标是通过法院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智慧法院的发展方向是智能化,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法官的部分工作。一些常规案件,如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等具有重复性、同质性,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借助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形成标准化的裁判文书。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余杭法院和杭州中院作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综合改革试点法院。在交通事故纠纷审理过程中,系统内嵌的自动理赔计算器根据法官输入的案件信息,自动计算赔偿数额、自动生成裁判文书,节约了司法资源。当然,有些司法案件并不是常规案件,含有许多复杂的法律和事实因素,进行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审判还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互联网法院可以在智慧法院建设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目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开始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涉网案件进行多模块比对分析,梳理规律和特点,形成结构化、标准化的互联网裁判规则,辅助法官裁判。显然,互联网法院能够在技术创新上走得更远,为智慧法院建设提供样本。

接下来,车俊书记用乌镇“法超市”的故事,让大家感受到互联网给浙江带来的深刻变化。一位乌镇居民因为弟弟遭遇交通事故,想找一位律师帮忙写一份民事起诉状。然而,这位居民对法律却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请律师,也不知道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在别人建议下,他走进了乌镇全天侯24小时服务的“法超市”。通过法律服务智能机,这位居民查询到了交通事故赔偿的流程和需要准备的材料,计算出了赔偿金额,在现场扫码下载了一张起诉书,并视频连线上了法律援助律师,他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没有花费多少精力,也没有花费钱,就办好了打官司所要做的准备工作。

就“数据保护的挑战与创新”专题,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资深大法官埃斯特拉·佩拉斯-波尔纳贝认为,国家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的监管对于保护用户个人数据隐私显得尤为重要,是当今数字时代保护人权的重要方面。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迈克尔·莫雷诺·佩雷斯认为,国家法律规章和制度要在数字世界发挥作用,应着重做到以下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和谐发展的透明机制,保护知识产权,营造互联网发展环境,以及对利用网络平台实施跨国犯罪的行为进行界定并提起诉讼。

互联网法院的实践证明,现代科技是提高司法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推动互联网法院发展,还将为高科技时代司法实践的发展探索更多经验。

四是推进智慧管理,提升审判管理和服务决策水平。建成法院专网、移动专网、外部专网、互联网和涉密内网五大网系,全国3500余个法院和1万多个人民法庭全部接入法院专网,实现“一张网”办公办案。构建全程监督管理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对重点案件进行自动化识别、标签化处理、节点化控制,建立智能化、自动化、精准化监管机制,让监督管理全程留痕、实时查询、有效追溯。

论坛最后,与会各国代表集体通过了《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乌镇宣言》。此次论坛进一步阐释了我国互联网法治建设主张,传播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领域的中国声音。

“在线庭审”前景如何?

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杭州作为率先发展电子商务的地区,近年来产生了大量网络交易纠纷。这些纠纷涉及的交易往往是小额多笔,双方当事人距离遥远,若按照传统审判方式让当事人到庭审理,诉讼成本比较高,法院负担也比较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浙江省高院在2015年4月主导建设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确定西湖、滨江、余杭三家基层法院和杭州中院为试点法院,分别审理网络支付纠纷、著作权纠纷、网上交易纠纷及其上诉案件。至2017年5月1日,杭州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已处理案件2万余件,为在线审案积累了经验。

一是推进智慧审判,推动工具重塑、流程重塑、规则重塑。在互联网审判领域,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实行“网上案件网上审理”,提供从诉前调解、立案到审判、送达、执行的全流程在线服务,在案件审理、平台建设、技术运用、诉讼机制、裁判规则等方面探索形成一系列有益经验。

菲律宾、俄罗斯、韩国等国家都就数据保护颁布了专门法律,明确了侵犯相应权利的纪律处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12月5日,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官、法学家、企业界人士等齐聚浙江乌镇,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共同探讨网络空间治理、互联网法院探索实践、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等热点话题。论坛通过了《乌镇宣言》,形成了对推进互联网法治发展的共同愿景。

发言人:寇昉

这些经验做法与建议在我国已成为现实。

新加坡最高法院战略规划与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吕美葶说,使用网上法庭是新加坡整体司法战略的一部分。新加坡已经建立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开发在移动设备上召开虚拟听证会的集成应用程序,同时也面临着部分律师不愿意参与视频或网上听证会、部分公众不喜欢运用新技术或无法使用在线系统等问题。

在俄罗斯联邦,有关信息权利保护的规则体现在2006年7月27日第149号联邦法《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数据保护》及许多其他监管信息流通法案中,包括2006年7月27日第152号联邦法《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数据保护》、2008年12月22日第262号联邦法《关于在俄罗斯联邦获取法庭活动信息》,以及2010年12月29日第436号联邦法《保护儿童远离有害其健康和发展的信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互联网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推动了信息技术与司法工作全方位深度融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与会国家分享了本国在建设网上法庭等方面的经验,并提出了建议。

浙江高院院长李占国表示,对于网络侵权,除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外,还应强化平台在其能力范围内制止侵权的法律责任。平台越大,相应的责任也应该越大。在依法保护权利的同时,应当兼顾权利人、平台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划定平台的责任边界。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在线法庭的优势即刻突显,其可以同时解决费用和效率问题,从而节省了时间和金钱成本。在线法庭可以帮助克服对实体法庭的需求,按照传统司法制度,即便是像新加坡这样的较小国家或者说司法管辖区,也同样需要实体法庭,而律师和当事人参加诉讼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减少实体法庭的使用,不仅可以加快案件周转速度,而且听证会的数量和处理量可能会增加。虽然需要考虑支付必要的信息技术费用,但是,总体费用会因有形基础设施费用以及所有配套服务,例如安保服务和秘书服务费用的减少,而大大降低。所以必要的技术支出是值得的。

寇昉与多国大法官、法官都指出侵犯数据权益的行为具有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特征,证据的存储、提取、检验均比较困难。这些都对创新诉讼规则、完善审判制度提出了新要求。

上海高院院长刘晓云表示,中国法院将促进人工智能与多元化纠纷解决、诉讼服务、在线调解、庭审、裁判、执行等所有诉讼环节深度融合;推进人工智能深度研发和运用,通过海量数据的深度自主学习,不断提高类案智推、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等功能的精确性、可靠性;推进“法律+人工智能”跨界人才培养,打造一支既懂人工智能又懂法律知识的专业化队伍。

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官,在中国研究这6个问题,发布了1个宣言来源:法影斑斓发布时间:20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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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网络空间司法治理新模式,设立世界首家互联网法院,对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开发力度、覆盖广度、应用深度、推进速度始终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论坛上表示,要夯实法治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基础地位,逐步形成一整套互联网司法制度规则;加强互联网司法体系建设,完善各类在线司法平台;深化司法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全球互联网法治进程。

发言人:邹密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从中国法院审判实践出发,分享了数据司法保护主要面临的新情况:一是传统的法律概念、司法理念和审判规则不能完全适应大数据背景下数据保护的需要;二是数据保护法律制度和审判规则仍需根据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和创新。

“依法治网”怎样促进?

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庭审语音识别、案件信息自动回填、文书智能辅助生成和智能纠错、要素式智能审判、类案智能推送、裁判偏离度风险预警等等,为法官办案和群众诉讼提供有力辅助。

“网络平台已成为一个生态系统,解决生态圈中的侵权问题,不应只是孤立地构建侵权规则,而应同时着眼于系统治理。”李占国说,平台内经营者、权利人、消费者等主体也要加入平台治理系统中,在政府主导下共同维护网络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二、立足职能定位,推动互联网法院跨越发展

新华社记者罗沙、吴帅帅

从中国法院审判实践来看,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司法保护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新情况:一是传统的法律概念、司法理念不能完全适应大数据背景下数据保护的需要。二是数据保护法律制度仍需根据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作出调整和创新。三是现行诉讼规则需要根据数据司法保护的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发展。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法律事务总经理罗立凡说,要确保人工智能以人为本,涉及人的重大利益、生命安全或自由时,一定要由人作出决策,而不是由机器自动作出决策。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为善,必须造福全人类。

接下来,我想快速讲三个小故事,看看整个互联网社会的法治。首先是安利的案件,针对售假网店,我们根据网上留下的信息报案并开展调查,三方面数据融合,通过几个月的时间,确定自然人、犯罪网络的挖掘、源头的追踪、证据的执法联动,最后查出售假线上营业额60万元人民币,线下1200万元人民币,涉及窝点22处。

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与司法实务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备受司法系统关注。单单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就在人工智能上,开展了三个项目。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生成判决,应对大量数据,还要避免同案不同判。当然,复杂的案件还是通过人工判决,我们不指望机器取代法官,但的确可以通过技术辅助帮助法官解决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宗旨下,巴西联邦最高法院于2017年12月开始了VICTOR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法院诉讼时间表中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审理。这一系统会阅读案件相关材料,分析词语的语境并将案件按照联邦最高法院划定的类别进行分类。之前法院雇员需要44分钟才能完成的工作,VICTOR只要不到10秒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法院雇员每半年能节约22,000个小时,这只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数据。

互联网法院如何继续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表示,要促进技术应用更加便捷实用,借助互联网企业、研究机构等力量,推动现有技术应用更加符合司法需求,确保互联网法院司法平台好用、管用。同时促进司法实践更加系统集成,探索形成智能司法和在线诉讼程序机制。

二是坚持安全可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各类危害网络和信息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应坚持安全可控原则,积极构建互联网司法领域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努力维护互联网司法信息安全。

原标题:在线庭审、网络平台责任、人工智能应用——首届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看点透视

我们再用一个例子,这是微软开发的一个工作推荐的软件,是用海量的简历选出的系统,我们把盖茨夫人的数据输入人工系统,推荐最适合的工作是教师,而不是慈善家;但是,如果我们把盖茨夫人简历的性别改成“他”,推荐的就是律师、教授。这显然是存在偏见和歧视的。所以,人工智能系统虽然强大,但是它所能建立的工作无法逃脱既有的经验,不能生产新的知识。由于这个局限性,导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当使用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如果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人类的决策,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或者对人造成身心伤害。

李少平说,要推动互联网法院制度规则更加与时俱进。依托在线诉讼实践,积极推动完善在线诉讼规则,通过个案裁判明确网络空间行为规范、权利边界和责任体系,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发言人:周强

互联网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网络空间治理也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审结的网络犯罪案件共计4.8万余件,案件量和占比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发言人:路易斯·吉列尔莫·里瓦斯)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中国三家互联网法院全流程在线审结案件8万多件,通过电话、邮箱、微信、短信、公众号等在线送达文书近10万次。

至此,6个研讨专题全部结束。

如何规制网络侵权行为、明确平台责任?

不难看到,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在计算力、记忆力、经验力等方面均超过了人类。为了应对风险,我们提出了人工智能负责任的原则,和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规范。我们要确保人工智能以人为本,要求人必须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开发、部署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监督人工智能的表现,对模型进行校准。以人为本还要求,涉及人的重大利益、生命安全或自由时,一定要由人作出决策,而不是由机器自动作出决策。总之,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为善,必须造福全人类。

2017年起,我国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三家互联网法院;全国多地法院也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一批互联网审判庭、合议庭和审判团队。《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显示,三家互联网法院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38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五分之三和二分之一。

四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我们应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治理力量,加强多方治理主体的协调配合和深度合作,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实现更加高效的司法参与、更加便利的司法服务、更加全面的司法监督,让互联网司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社会公众。

我分享的主题是:“知不等于智,狭义人工智能应用及其局限性”。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在数据保护方面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数据保护的立法创新。据统计,我国现有涉及数据保护的法律近40部。此外,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已经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二是数据保护的司法创新。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了不少涉及个人信息、数据保护的案件,集中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隐私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案由。三是审判机制创新。围绕在线审理方式、互联网诉讼规则,各级法院特别是互联网法院积极开展探索,就网上立案、网上送达、网上开庭建立了一系列新制度新规范。

第二个专题:互联网法院的探索与实践

二是加强互联网司法体系建设。我们将依托中国互联网应用优势,不断提升互联网司法技术能力,完善各类在线司法平台,加强专业型、复合型互联网司法人才队伍建设,健全配套保障机制,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司法体系,探索走出一条植根中国土壤、引领世界发展的互联网司法新路子。

会议之前,现场播放了6分钟宣传片,也是中国互联网司法建设的成绩单。

我先介绍一下韩国的医疗数字电子病历。韩国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确保个人信息在公共部门得到保护,也就是个人信息能够在数据库中得到识别和链接。在确保数据能够识别的情况下,很容易跟个人信息联系起来,比如刚才我们说的电子病历,是一个眼科医生所拍摄的照片,但这样的医疗信息是不能向第三方提供的,要得到病人的同意。美国和欧盟也对这样的信息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包括去身份、去标识化的身份信息等。

第三个案例是果小云案件,背后是一个卖家,他在一个晚上被人拍下几万单货,但发不了货,涉及金额七百万元人民币。我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了这些网上故意拍下的订单,这个本来一度关门的店再次上线。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台法律规则和技术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更有包容度和温度的方法,来看待网上发生的看似侵权的行为。

发言人:罗立凡

会议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主题:中国互联网法院的探索与实践

三是深化司法国际交流合作。我们将继续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完善对话协商机制,加强交流合作,同与会各国司法同仁共同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世界、造福人类、造福未来。

与会各方代表注意到,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深入探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对法律制度、司法机构等方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效实现了总结经验、交流观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目标,形成了对推进互联网法治发展的共同愿景。

在12个省全面试点移动微法院,利用人脸识别、远程音视频、电子签名等技术,通过手机在线办理立案、开庭、调解、执行等诉讼事务,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到“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依托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为公众参与司法和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便利,进一步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网络平台已成为一个生态系统,要解决生态圈中的侵权问题,不应当只是孤立地构建侵权规则,而应当同时着眼于系统治理。平台作为网络生态圈的主导者,不仅带动新产业发展,而且创设新商业规则,已不再是纯粹私法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应担负起网络治理的社会责任。这也符合“有权必有责”的一般原理。与此同时,平台内经营者、权利人、消费者等主体也要加入到平台治理系统中,在政府主导下共同维护网络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发言人:伊戈尔·克努普诺夫

开发和应用“民商事、行政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我们将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拓展至民商事、行政案件办理中,建立了办案要件库、证据规则库等12个数据资源库,将办案要件指引及证据数据模型嵌入系统,辅助法官归纳争议焦点、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构建了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的民商事、行政审判新模式。目前,该系统具备证据审查判断、争议焦点归纳等19项功能,完成了20个案由的办案要件指引,覆盖上海一审民商事、行政案件数的57%,录入案件29.8万件,显著提升了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

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些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下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是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可以替代人类,特别是在重要的领域可以独自作出决策?

在区块链领域,建设“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完成超过1.8亿条数据上链存证固证,实现电子数据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全流程留痕,有效解决诉讼中存证难、取证难、认证难等问题,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精准适用法律创造新条件、提供新工具。

二是推进智慧执行,深化执行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建成以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为核心,以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系统和执行公开系统为两翼,以网络查控、评估拍卖、信用惩戒、执行委托等多个办案辅助系统为补充的“1+2+N”执行信息化系统,推动执行工作模式实现根本变革。

特别是要加强司法区块链技术创新,加快司法区块链技术攻关和研究验证,不断完善“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进一步把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融合起来,加快实现区块链技术与法院工作的深度融合。

第五个专题:网络侵权与平台责任

三是推进智慧服务,推动建设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将信息化智能化作为诉讼服务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我们也在探究异步审判,我们希望当事人不仅能够在不同地点,还能在不同时间提交案件申请和观点。这看上去好像与我们过去几十年强调的传统方法不同,但其实是异曲同工,只不过是从注重口头辩论的传统观念中脱离出来。虽然异步听证不会使新加坡法律体系产生重大文化转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异步听证可能存在的一些缺陷。就像面对面讨论可能比通过电子邮件讨论更有效一样,并行或同步审判或听证会最终可能更快得出结果。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不仅需要施行严格的案件管理,同时还需要进行试点,以找出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