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中的信息通过密码学技术进行加密,3、对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改变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的

“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专项研究首批成果发布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发布时间: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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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首批成果发布研讨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发布《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系列丛书首批7套裁判规则成果,并围绕“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开展了专题研讨。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曹士兵作成果介绍时表示,从2018年8月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的统一部署,该所开展了“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专项研究。该研究以类案为研究对象,以案件焦点事实的相同或相似,以法律问题的相同为标准确定类案,借助现有大数据检索平台,构建类案专集,形成类案裁判大数据报告。从检索到的海量类案中,挑选出有参考、索引价值的例案,再按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伦理效果的标准,从这些例案中提炼出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提供给法官、律师等使用者参考和评判。其成果形式体现为电子数据和出版物。
同时,为便利法官在办案中进行类案检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设计了一个类案同判检索系统——“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简称3C系统。该系统是一个提供一次检索就能完成、内容相对固定、具有参考价值的主动服务型小程序,服务法官办案,有助于法院节省司法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及下设专业委员会、法律出版社、科研院校以及“类案同判”专项研究团队的代表150余人参会。

(刘强)
27日上午,“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首批成果发布研讨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发布《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系列丛书首批7套裁判规则成果,并围绕“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开展了专题研讨。

区块链理念体现为一种信任机制,通过技术上的手段,能够实现各成员目标、行动规范一致,这与同案同判的要求不谋而合,在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方面有着广阔的适用前景。

来源:律事通

(罗书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裁判文书公开情况数据,截至2017年8月23日,中国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裁判文书超过3247万篇,总访问量突破100亿次。
百亿点击量的数据背后,是人民群众对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需求得到了响应,通过检索、查询裁判文书,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们关切的问题。
当谈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为什么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李亮表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在服务人民群众、律师、法官、法学研究等多个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这个举措还构建了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倒逼法官提升司法能力,将廉洁司法、审判责任等工作落到了实处”。
服务人民群众
司法数据公开将法院在司法裁判、法律实施过程中确立社会行为规则向全社会予以昭示,指引社会成员从事社会生产生活,培养诉讼群众形成理性的诉讼预期,营造全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50多岁的黄先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打官司,便在没有聘请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近日,因银行卡被盗刷了80余万元,黄先生与银行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打起了官司。承办法官询问,此案专业程度高,是否确定不聘请律师?黄先生说:“我在网上找到了上海二中院曾经作出的一份判决,其中的案情与自己的相差无几,涉及的法律问题在判决书中一目了然,不用请律师了。”在后续审理中,黄先生有条不紊地对银行的主张进行回应,并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像黄先生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在打官司前会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来了解与自己经历类似的案件的审判情况。
服务律师执业
司法公开是律师高效执业的鲜活素材,可以实现律师与法院之间最大限度的信息对称,有利于律师科学制定诉讼策略、防控诉讼风险、预测诉讼走向,让法庭交锋更具针对性,不断改善诉讼环境、提升律师诉讼水平,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健康发展。
iCourt法秀网合伙人郑玮说:“在我律师执业之初,还没有统一、权威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律师只能从纸质出版物中零星查看过往文书,无法检索,更难以进行有效知识管理和指导业务工作。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开通之后,公开的裁判文书以每日数万篇的速度飞速增长,一日新增就超过过去一年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律师习惯在业务中,将检索文书作为一个工作必备环节,援引裁判文书佐证自己的观点,律师们可以针对性地从专业领域、当事人情况、法律争议问题、裁判结果,乃至法院、法官裁判尺度等维度,进行深度挖掘和研究。其也成为打通理论与实务、学习专业知识的快速通道。裁判文书本身就是一部流动的法律,随着机器学习、自然语言识别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在研究法律数据的方法和工具上更加智能化。正是基于最高法院的文书公开工作,我们才能进行法律数据的分析、组合、智能识别和推荐。我们一直主张‘技术驱动法律’,裁判文书网就是此中最好的范例”。
辅助法官办案
目前,通过对海量案件办理流程、裁判文书观点的数据分析,全国很多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了辅助办案、审判管理系统,为法官办案提供类案推送、法律检索、流程指引、绩效展示等智能服务,有助于实现裁判标准和尺度的统一、为新型、疑难案件办理提供参考借鉴,切实提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质效。
目前,全国很多法院都建立了类案检索的制度,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主动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查看类似案件,裁判文书公开工作在人民法院内部受到普遍认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先例案件的查询,并且借鉴判案。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减轻了法官判案的难度,提高了判案效率;另一方面,更大的意义在于规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推进了法律的适用统一。
服务法学研究
法学是既是理论的科学,也是实践的科学,司法数据的公开,为科研院校开展法学实证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例和丰富的样本。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白建军说:“案例是法治的细胞,是微缩的法治。一个司法判决中,既有立法,又有司法;既有实体规则,又有程序性规范;既有字面上的法律,又有各方当事人所理解的法律,以及法官对法律的生动解释。可以说,不在乎案例的法学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研究。现在,由于裁判文书大规模公开,人们不仅可以迅速检索到所需案件信息,还能实现各类‘细胞’的大数据实证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各类法律现象。而且,借助各种碎片化技术手段,人们甚至能够观察、分析‘细胞’内部更小的分析单位,深度挖掘判决文书所蕴含的法治资源。作为一个偏好大样本研究的法律学人,我希望裁判文书网做得更好,让人们能从更多的视角透视中国法治。”
落实审判责任
将法官办理案件的全过程公之于众,构建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倒逼法官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改进司法作风、规范司法行为。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职,不仅要为其作出的裁判文书负责,还要为全流程审判执行活动负责,通过全程留痕、全面公开,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秘密是正义最大的敌人,司法公开是有效抵御外部干预的最佳盾牌。只要真正做到生效裁判文书的全面公开,一切非法的干预就无立足藏身之地。”江苏省睢宁县人大内司委干部项铁军介绍,“县法院通过在互联网公开裁判文书,回应了老百姓的司法需求,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县人大常委会近几年来很少再接到群众关于司法不公的反映。”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曹士兵作成果介绍时表示,从2018年8月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的统一部署,该所开展了“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专项研究。该研究以类案为研究对象,以案件焦点事实的相同或相似,以法律问题的相同为标准确定类案,借助现有大数据检索平台,构建类案专集,形成类案裁判大数据报告。从检索到的海量类案中,挑选出有参考、索引价值的例案,再按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伦理效果的标准,从这些例案中提炼出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提供给法官、律师等使用者参考和评判。其成果形式体现为电子数据和出版物。

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旨在从审判机制上极力避免本级生效裁判之间发生法律适用分歧,并及时解决本级生效裁判之间业已存在的法律适用分歧,从而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信力。作为新兴的技术,区块链在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即同案同判方面有着广阔的适用前景。

2017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将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设置成为一种法官办案过程中的强制性活动——《实施意见》指出:

同时,为便利法官在办案中进行类案检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设计了一个类案同判检索系统——“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简称3C系统。该系统是一个提供一次检索就能完成、内容相对固定、具有参考价值的主动服务型小程序,服务法官办案,有助于法院节省司法成本。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简言之,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去中心化。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在区块中存入信息,各个区块按照时间节点链接在一起成为区块链,且并不依靠第三方的管理机关和服务器设备,每一个节点均可操作验证、传递和管理信息。第二,开放性。区块链中所有节点均可访问信息,数据库高度公开透明。第三,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协商一致的规范和算法,所有节点均能够自由安全地交换数据,而不需要关注别人的行动。第四,不可篡改性。一方面,区块链中的信息通过密码学技术进行加密,一旦信息被保存,就无法修改。另一方面,传统集中化的数据库一旦遭受攻击便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只要不能掌控区块链数据节点的51%,理论上就无法操控修改数据,数据的安全性更有保障。

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与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并分情形作出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及下设专业委员会、法律出版社、科研院校以及“类案同判”专项研究团队的代表150余人参会。

区块链在同案同判中的应用并不同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寻求的是在集中化的数据库中实现案例学习、推理,尽可能实现同案同判;而区块链则可以实现每一个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都能够对各种信息进行整理、记载,其他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可以溯源、查阅、验证,并且基于区块形成时间的先后性,任何人对同类案件形成的信息无法进行更改,从而实现遵循前例的效果。不过,尽管二者的原理和思路存在差异,但都是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所实现的技术应用,在实现同案同判中均能发挥重要作用。

1、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经合议庭评议后即可制作、签署裁判文书;

目前来看,区块链在电子存证领域适用较多,当事人在区块链上对权属证明、权益凭证、交易过程、侵权行为等进行存证、取证,以实现权利保护,这属于公有链。司法机关也可以建立私有链应用于法院司法审判的管理,例如电子卷宗、电子档案、裁判文书生成与存档。基于区块链技术,办案过程中重要的操作记录、数据、文件、档案能够保证真实可靠。区块链主要基于五层技术架构: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智能合约层、应用层,这意味着在建设同案同判区块链中也面临类似的技术要求。结合区块链的理念和特性,笔者认为同案同判的区块链平台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2、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形成新的裁判尺度的,由院庭长决定或建议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第一,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以往仅由权威机关发布裁判文书、指导案例的模式将发生转变。区块链强调众多主体的参与性,每一个法官都可以将自己的典型裁判案例转变为数据段和规则,再按照协议规范在区块链中记账发布,这一案例信息将自动为所有裁判者共享。实现这种去中心化,关键在于区块链发布的共识算法,只有各方对于同类案件“同判”时,才能够被记录进区块链账本中,如果有人未按照共识算法提供一致的裁判,则会被其他人拒绝。

3、对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改变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的,应当按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第二,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性,除司法审判机关可以利用同案同判区块链之外,当事人也可以自由访问。这不但有利于当事人获取案例资料,同时也便于当事人援引区块链中的同类案件信息,支撑己方的主张,将会是践行司法公开的重要一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司法机关是裁判主体,当事人在区块链只能访问而不能进行记录,唯此才能保证区块发布主体的专业审判资质。

4、如发现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层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三,基于区块链的自治性,法官在记录发布同案同判区块时,只要遵守智能合约发布,就被认为是规范可靠的。这样一方面能够极大降低法官的审判责任风险,使法官能够自由安全地使用数据,产生信任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法官在区块链中理论上处于匿名状态,从而使其能够真正遵从自己内心确信,有利于避免外在不当干预,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基于这种自治性,也能够鼓励法官积极记录案例信息,提升工作获得感。

显然,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尽可能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接下来进一步推进司法案例制度改革的工作打下铺垫,做好准备。这同时也意味着,数年前在律师界广泛受到重视的法律检索技能开始向司法机关延展开来,这确实是一个可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