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 新蒲京赌场官方网站:保证严格公正高效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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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严格依法履行实质审查职责

一、办案机关要切实履行相互配合和制约职责

五、任务和责任明显加重

明确认识弥合分歧,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发展

五、增强量刑建议的说理性

四、公诉方式合作化

从理论界和实务界看,如何看待和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实务上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同时,要把这么重大的制度实施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前,首要问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明确认识,防止顾此失彼,出现偏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和辩护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了公诉权由检察机关乾纲独断型向检察机关与当事人、辩护律师协商分享型的转变,但这一诉讼模式转型并不影响法院的中立判断地位,其改变的只是国家公诉权的减让,不是国家审判权的前移,故并未改变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量刑罚的职责,也未改变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关系。为了保障公平正义更快更好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院应当切实履行配合、制约之责。对于程序合法、量刑适当的,坚决支持;发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不适当的,简单采纳量刑建议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依法调整并及时作出判决,既不诿责扯皮,也不失职放水。

一、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

对于检察机关所提量刑建议是精准的,还是有幅度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无论是提精准量刑建议,还是提有幅度的量刑建议,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至于是提精准量刑建议好还是提有幅度量刑建议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应当是符合具体案件实际的才好,否则就是不好。就法院而言,应当鼓励检察机关把认罪量刑工作做实做细,提出精准量刑建议,这样就会减轻法官审查定罪量刑的负担。但是,实践中案件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案件,各种量刑情节都有,从重和从轻情节交织,一个合议庭合议量刑,有时还颇费思量。若强求一个集批捕、起诉权于一人的独办检察官在起诉时就提精准量刑建议,不仅勉为其难,而且权力过大,容易出问题。如果我是检察官,我就会在法官独任审判的案件中尽量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并建议法官直接采纳,因为这类案件情节往往比较简单,容易权衡;如果法院是组成合议庭审判的案件时,就最好提有幅度的量刑建议,供合议庭量刑时参考,因为这类案件往往事实情节较多,不宜权衡。有幅度的量刑建议既能体现对量刑的慎重,也能体现对合议庭的尊重。要知道一个检察官的判断能力,不可能超过一个合议庭的判断能力。实践中如果检察官对合议庭审理的案件提出的是精准量刑建议,我建议合议庭要对量刑建议格外认真审查,防止建议不周全。另外,提不提精准量刑建议,还有一个经验积累问题,在刚开始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地方,尤其是检察官缺乏量刑建议经验的,应当少提慎提精准量刑建议,不宜强求数量;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可以多提精准量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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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规定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范围和对象限制,所有案件都可以适用。从缓解法院目前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的压力看,认罪认罚从宽的范围、对象,应当是越大越多越好。但是,这个制度与其他刑事制度一样,也不是万能或全能的,什么案子能适用、多少案子能适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分情况、不顾条件地强推这项制度,甚至拍脑袋定不切实际的指标。对于案件性质、情节决定必须重判乃至判处死刑的案件,因涉及敏感因素、敏感主体,适用认罪认罚会引发公众质疑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办案机关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案件事实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案件,以及其他不宜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案件等,即使被追诉人认罪,也不宜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被追诉人认罪可作为从宽情节在量刑时考虑,确保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实现“三个效果”统一。至于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案件数量,要坚持逐步推进、量力而行,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公正越高效越好。在开始搞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地区,应当少一点,做成一个是一个,确保质量。在有经验的地方,可以多做一些,待将来经验丰富、能力提高、程序规范以后,再大做特做多做。从国外看,实行诉辩交易和认罪协商的案件比例,也多少不一,如美国大约有97%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俄罗斯、澳大利亚有60%多的案件通过认罪协商程序解决,苏格兰有85%的案件、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0%的案件、南非有近90%的案件通过放弃正式审判处理。从世界范围看,认罪协商制度总体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于才开始尝试,办案机关普遍经验不足,更要看到我国法院不像上述国家的法院一样,法官对审前程序普遍拥有程序决定权或审查权,所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绝不可能搞到西方国家那么多。加之司法环境有待改善等因素的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宜积极稳妥推进,不可急于求成求多。

二、自由裁量权扩大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处理此类案件最为重要的司法意见,既具有实体性又具有程序性,法院要把审查量刑建议作为重中之重。首先要明确,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本质上仍属于求刑权的范围,不是检察机关代为行使法院裁判权。但是它有别于非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它是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协商后达成的“合意”,体现了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基于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在实体上作出量刑减让的一种承诺,承诺最重要的意义是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能有合理的预期。因此,《试点办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量刑建议的效力规定为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这里的“一般应当”体现了对“合意”的尊重,但不是“照单全收”。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以及协商过程仍要严格审查,发现量刑建议存在明显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违反类案同判和法律统一适用、悖离司法公正或者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念、违背一般司法认知等明显不当情形的,要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并说明理由,检察机关不调整或者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法院仍感到不适当的,应当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四、正确对待被告人的上诉权

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将认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诉至法院,请求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它主要是程序性权力,其内容一是求罪,二是求刑。公诉后法院怎么判,由法院依法决定。但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诉讼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并规定了若干除外情形。这意味着除了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的若干除外情形之外,法院就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无疑使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实质化。这里的“实质化”,既指公诉的主要内容(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又包含“实体化”的意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地区试点情况的统计,法院审判时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的,占法院审结的认罪认罚案件总数的96.03%,该数据也足以说明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实质化。公诉权的这一变化,同样符合域外认罪案件诉讼中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发展趋势,正像熊秋红研究员在《域外检察机关作用差异与自由裁量权相关》

二要依法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

自速裁程序试点以来,关于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从法律规定上看有没有?这个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未改变两审终审制,加之可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所以被告人享有上诉权是毋庸置疑的。二是如何对待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个别办案机关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有的以“抗诉”对抗“上诉”,即在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因被告人上诉而提出抗诉。还有的以“抗诉”代替“上诉”,即在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依法作出判决但被告人未上诉的情况下,提起抗诉。前者反映出个别办案机关不能容忍被告人反悔的心态;后者反映出不能正确对待法院依法判决的心态。无论是哪一种心态,都应当调整,要正确对待被告人的上诉权和法院的依法裁判权,切不能以“乱抗诉”对待被告人的“乱上诉”。第一,要有容忍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的度量,应当将此作为当事人监督自己办案是否公正的一个手段或者一个渠道;第二,如果量刑建议适当,被告人因自愿认罪认罚已经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判决后又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属于非自愿认罪认罚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违背具结协议上诉无理的,不予支持,该依法发回的,坚决发回,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程序处理,让“失信被告人”付出程序与实体双重代价。

三、公诉权实质化

三是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

二、正确看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特别是庭审实质化的关系

综合任务、责任加重或者减轻的上述两个方面,由于任务、责任减轻的案件较少,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任务和责任总体上是明显加重的,特别在该制度实行初期更是如此。

四要认真审查认罪认罚和量刑协商过程是否合法、规范

□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

综上所述,在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的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加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做优刑事检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机遇就是挑战,权力就是责任,它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加重了任务和责任。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只要树立辩证思维,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克服困难,奋力前行,就一定能执行好认罪认罚从宽法律制度,从而为新时代的犯罪治理和平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五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着眼化解的“两个风险”

三、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检察机关以至检察制度带来以下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三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含的“两个节约”

有人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否定了“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实际上成了“以公诉为中心”或者是“以审判前程序为中心”,而不再是“以审判为中心”。从办案工作量大量向审判前程序转移而言,审查案件事实和对案件如何处理等主要工作确实都在公诉阶段做了,此话不无道理。但是,认罪认罚的案件事实及量刑建议都必须经过法院开庭审查,是否合适和采纳还是由法院审判以后才能最终决定,法院有权变更罪名,调整量刑等,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以审判为中心”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于“庭审实质化”,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的查证、质证方式,虽然使得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庭审实质化的内容与非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庭审实质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庭审起实质性、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并未改变,所以,虽然法院开庭的内容变化了,时间减少了,但庭审实质化的精神并未改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其地位和作用由原来审前程序的主导,提升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导,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在百分之七八十刑事案件的诉讼中,能够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对此,笔者在《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见《检察日报》2019年5月13日第3版)一文中已作阐述,此处不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参与型”司法制度。一方面,通过赋予被追诉人以认罪认罚为前提条件,获得程序适用选择权和与控方协商量刑权,促使被追诉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自己处罚的决定过程中来,并对处罚结果发表意见、贡献力量,从而改变了过去被追诉人只能被动参与诉讼程序和消极接受处罚结果的境遇。另一方面,确保了被害人也能有效参与到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指控被告人的程序中来。以往公诉案件中,对被告人的刑事惩罚被害人往往是作为旁观者。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就对被追诉人的定罪、量刑以及程序适用等事项听取被害人意见,并将被追诉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量。被追诉人没有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从宽时予以区别对待,而且会直接影响到速裁程序的适用。

现在,裁判文书要充分说理已经成为共识,因为只有说理充分的裁判结果,才能证明法院判的公正,做到让当事人服判息诉,让人民群众认同。但对量刑建议是否要说理问题,还不是很明确。我个人认为,办案机关处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必须说理,因为这类案件说理的责任,也从法院转移到了检察机关。理由主要有,第一,量刑建议说理有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案件要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而证明案件程序选择的正当性。第二,有利于说服当事人,量刑建议首先要让当事人认同,所以说理是为了说服当事人。如果办案机关不说理,就无从让当事人感受到量刑建议的适当性和公正性;第三,有利于法院审查并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说理还负有说服法官的功能,如果不说理,法院就难以了解量刑建议的形成过程和考量因素,导致法院在审查量刑建议时心中无数。因此,检察机关尽量对量刑建议进行说理,法院认真对量刑建议说理审查把关并丰富补充,这也是相互配合,并有助于让当事人和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个参照系是过去办理的不认罪案件。不认罪案件过去有,以后还会有。但有些在过去不认罪的案件,放到今天,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感召和吸引下,可能转变为认罪认罚。虽然,目前发生这种转变的案件还不会很多,但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持续、深入贯彻,随着制度信誉和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发生这种转变的案件将会逐步增多。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减轻了指控犯罪的难度,办案所花时间也明显减少。因此,就这些案件而言,检察机关的任务和责任有所减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和辩护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了公诉权由检察机关乾纲独断型向检察机关与当事人、辩护律师协商分享型的转变,但这一诉讼模式转型并不影响法院的中立判断地位,其改变的只是国家公诉权的减让,不是国家审判权的前移,故并未改变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量刑罚的职责,也未改变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关系。为了保障公平正义更快更好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院应当切实履行配合、制约之责。对于程序合法、量刑适当的,坚决支持;发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不适当的,简单采纳量刑建议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依法调整并及时作出判决,既不诿责扯皮,也不失职放水。

从理论界和实务界看,如何看待和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实务上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同时,要把这么重大的制度实施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前,首要问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明确认识,防止顾此失彼,出现偏差。

(见《检察日报》2019年4月22日第3版)一文中所述,虽然各国在推行认罪案件快速处理机制中坚守了法官保留原则,法官可以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明智性、合法性以及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进行司法审查,并享有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量刑建议主导司法裁判已经成为常态,检察官实际上成为“背后的法官”。

要点三

上述五个方面,都对检察机关带来影响,其中前四个方面,还对检察制度带来影响。

从矫正改造罪犯的角度而言,用最小的改造成本取得最优的改造效果,是犯罪改造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被追诉人自愿选择认罪认罚,实际上就是鼓励被追诉人正确面对自己的罪行,有勇气主动将自己交付国家处罚。这种真诚认罪悔罪的表现,也是被追诉人自我救赎、自我改造的起点。相对于罪犯被动接受惩罚而言,罪犯认罪认罚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改造效果,从而减少国家改造罪犯的成本。同时,被追诉人因为自愿认罪受到了国家的奖励,量刑上获得了从宽,减少了其本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无疑会增强被追诉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和信心,将来还会获得更多的减刑、假释机会。因此,“两个减少”所产生的迭加改造效应,会大大减轻国家和罪犯家庭、个人的行刑负担,并能有效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的改革部署,更加契合现代犯罪治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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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的基础要素,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要点和难点。故《试点方案》和《试点办法》从三个维度进行程序设计规范,目的就是要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一是规定侦查、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告知、释明义务,确保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性质和法律后果的知悉权、权衡权和选择权;二是规定由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确保被追诉人在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前提下自觉自愿自主作出选择;三是专门在庭审程序中设置了审查自愿性的环节,切实把好最后一道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上述规定,并将自愿性审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之中。必须强调指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程序节点,不是可有可无的虚设,法院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切实履行相关职责。审查被告人的自愿性,要着重核实以下内容:被告人是否受到过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认罪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被告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公安、检察机关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听取了其意见;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帮助或者辩护,是否参与了量刑协商,并在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被告人供认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有无事实依据,等等。

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刑事诉讼可分为对抗式诉讼和合作式诉讼两种类型。不认罪案件的刑事诉讼是在追诉方与被追诉方对抗中进行的,这种对抗贯穿诉讼的全过程,最终以法院强行裁判终结诉讼程序。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理念、机制都是根据不认罪案件来构建的,如为抵御国家任意追诉而设计的无罪推定机制,为实现控辩“平等武装”而建立的一系列程序正义标准,为制衡国家追诉权而确立的一系列程序保障制度;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特别是普通审理程序也主要是根据不认罪案件来设计的。在对抗式诉讼中,公诉采取对抗的方式:在审查起诉时,检察官除了进行侦查监督之外,主要是审查核实、固定完善证据,为出庭支持公诉做好准备;在庭审中,检察官主要是通过举证、质证、辩论来揭露和证明犯罪,反驳辩方的无罪辩解。但认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无罪辩护,在是否犯罪这一关键问题上与追诉方持合作态度,因而合作是诉讼的主要特征。至于认罪认罚案件,合作更是诉讼的主要特征,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在是否犯罪这一问题上与追诉方合作,而且在案件处理上也与司法机关合作。由于诉讼是合作式的诉讼,公诉相应地也是合作式的公诉,控辩双方在案件事实、案件性质、触犯的罪名、审判适用的程序、量刑建议等方面,都持合作态度,且都达成了合意。因此,合作是认罪认罚案件公诉方式的主要特征。当然,这种合作,可分多种情形:有的是犯罪嫌疑人一开始就主动与追诉方合作;有的是追诉方掌握了相当证据、经政策法律教育包括控辩协商后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追诉方合作;有的是犯罪嫌疑人发现追诉方证据在握、对抗无济于事,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不得已与追诉方合作。在司法实践中,后两种情形占多数,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心理,企图逃避法律追究是犯罪分子的本能。但不管是哪种情形的合作,认罪认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都选择了与追诉方合作的态度。在合作式公诉中,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的任务,是在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事实证据可靠性的基础上,就案件的拟处理意见与犯罪嫌疑人协商;在出庭公诉时,检察官的任务已不再是揭露、证明犯罪、反驳无罪辩解,而是向法庭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易言之,是证明控辩双方在案件处理上合作、合意的真实性。

从法律规定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范围和对象限制,所有案件都可以适用。从缓解法院目前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的压力看,认罪认罚从宽的范围、对象,应当是越大越多越好。但是,这个制度与其他刑事制度一样,也不是万能或全能的,什么案子能适用、多少案子能适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分情况、不顾条件地强推这项制度,甚至拍脑袋定不切实际的指标。对于案件性质、情节决定必须重判乃至判处死刑的案件,因涉及敏感因素、敏感主体,适用认罪认罚会引发公众质疑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办案机关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案件事实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案件,以及其他不宜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案件等,即使被追诉人认罪,也不宜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被追诉人认罪可作为从宽情节在量刑时考虑,确保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实现“三个效果”统一。至于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案件数量,要坚持逐步推进、量力而行,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公正越高效越好。在开始搞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地区,应当少一点,做成一个是一个,确保质量。在有经验的地方,可以多做一些,待将来经验丰富、能力提高、程序规范以后,再大做特做多做。从国外看,实行诉辩交易和认罪协商的案件比例,也多少不一,如美国大约有97%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俄罗斯、澳大利亚有60%多的案件通过认罪协商程序解决,苏格兰有85%的案件、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0%的案件、南非有近90%的案件通过放弃正式审判处理。从世界范围看,认罪协商制度总体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于才开始尝试,办案机关普遍经验不足,更要看到我国法院不像上述国家的法院一样,法官对审前程序普遍拥有程序决定权或审查权,所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绝不可能搞到西方国家那么多。加之司法环境有待改善等因素的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宜积极稳妥推进,不可急于求成求多。

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检察机关任务和责任的影响,有几个参照系:第一个参照系是过去所办理的认罪案件。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就有较高的比例。对过去认罪、现在认罪认罚的这些案件而言,检察机关的任务和责任明显加重。主要表现在:与辩方协商所增加的任务和责任。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要就案件的拟处理意见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有理的应予采纳;无理或站不住脚的予以解释说明;犯罪嫌疑人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由其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此外,案件的拟处理意见还要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被害人意见站不住脚的,还要解释说明做工作。这必然增加检察机关的任务和责任。精准求罪、求刑所增加的任务和责任。因为法律要求法院在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精准。为此,检察机关要全面梳理案件中与定性、量刑有关的所有事实和情节,分析对犯罪嫌疑人不利与有利的各个方面,并仔细地进行定量计算,有时还要通过大数据检索类似案件的处刑情况,这同样会增加检察机关的任务和责任。加大自由裁量力度所增加的工作量和责任。随着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为了准确适用有罪不诉(包括微罪不诉、附条件不诉、特殊案件不诉),检察机关要对有关案件的事实及其各种情节进行全面考量,有些还要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社会调查和风险评估,不诉后检察机关要落实帮教,有些还要跟踪考察监督,这无疑加重了任务和责任。